阿內果

晚間就寢。左側身躺下，視線正好對上書櫃的第二層。擺了整整一格的語言工具書，有英文法文日文與德文，那是我十八歲左右的人生。理想與夢想都在歐洲，就算不在歐洲，好歹也在美國或日本；而原本預計要在海外展開的人生，卻早就在十三歲那年萌芽，在二十歲那年正式放棄──如果在二十歲之後再也沒機會的話，那麼這個計劃就算是告終了。

十三歲，國中一年級。剛脫離國小生的年齡，能懂些什麼？連買機票辦護照都要經過父母的年紀，心裡卻異常堅定：我要去美國讀書、成家立業（但在這之前，我要先去香港玩一趟）。於是第一場家庭革命，就始於那人生的一切都掌握於班導師與父母手中的年紀。年代久遠，果爸果媽或許不記得了，但我仍清晰記得，那時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雙眼通紅、雙頰因忿怒漲得紅通通，活像顆滾動氣炸的河豚，不敢相信父母親竟狠心扼殺我的目標，自此我每天上學都握緊了雙拳、抿緊了嘴巴，皺著眉頭心想我該怎麼辦才能脫離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人生。想要逃出臺灣島的意念，竟從此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，心理狀態大概類似於一天到晚盤算如何越獄的囚犯。

由於對年輕的人生感到窒悶，我只好尋找別種方法來對抗（那時怎麼沒人把我抓去關）。才剛升上國中一年級不過六個月的時間，我的成績開始以一定的速度跌落，從模擬考前四志願，跌到五志願之外，最後前十志願再也看不到我的名字。直到生物老師皺著眉頭說「妳怎麼回事」；教數學的班導師神情凝重的看著我一語不發（心寒）；最後，國文老師把我叫進辦公室。她翻開作文簿，淡淡：「關在籠裡的鳥，硬是在籠裡亂飛碰撞只會讓自己受傷，不如等時候一到，籠子打開，就能飛出去。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領受到德川家康式的教誨。

好吧。我忍。而我真的一路忍到踏進大學校園的十八歲。

十八歲，人生的選擇開始變得更多，例如以走私犯的身份逃亡海外。當然，十八歲的年紀，更為搖擺不定，此時如果有個人生的同盟，就再好也不過。而就這麼恰好，班導師終於不再是惡魔，而是個只大上我們十二歲的年輕人，當時班導三十歲，正好是我現在的年紀，有著看似連綿不絕的人生課題要解決；而又因我生性不怕師字輩之人，很快的，二個年輕人，一個三十歲一個十八歲，頻率相同氣味相投，很快的就適用了亦師亦友這四個字。班導很快的發現我骨子裡想當走私犯的性格，也很快的挖掘出其實我也可以順應體制、過著典型好學生的人生；但他無法判定我比較適合當走私犯或是當好學生，於是很機靈的，他既不跟我說鳥籠的比喻，也不談流亡海外的妄想，只在我身上套了一圈繩，繩不綁死，他拎著繩的另一端，看我往哪走。只要不掉進海裡走哪都好，萬一不小心走到海岸線了就拉拉繩：喂。

而我逃亡海外的計劃，竟在大三那年像燭火被吹熄般，徹底熄滅。這個重大的轉折，就來自於班導。我在他身上徹底看到了一個三十歲的人，面臨的人生掙扎，竟是如此血淋淋而讓人不忍目睹，讓我決心選擇最安全的路走，與其在海外吸大麻，那不如在臺灣導上乖乖活著好了：婚姻、工作、學位以及尚未收線的夢想，讓那年只不過三十三歲的他，拿著政府資助的計劃案，把我叫至跟前，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：「我們來拍紀錄片吧」。這跟我十三歲時跟果媽說我要去美國讀書成家立業有什麼二樣。老師，我還想乖乖準時的拿到大學文憑啊。下學期我還有一堂很可怕的課，我身上的繩圈該換套到你身上，換我拉拉繩說「喂」了嗎（抖）。你如果想放著有孕在身的新婚妻子不管，想對抗不通情理的丈人與丈母娘、不想賺錢養家了，那你要不要去花蓮找一下證嚴，好好思考自己的人生啊（拉繩子）。

就在那時，我從三十歲的班導身上，看到了當年十三歲的我。我幾乎想跟他說一說鳥籠的比喻。我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，看著眼前的紀錄片資助案計畫表，突然覺得人生何必一定要流亡，搞得這麼複雜，大家都很累。拍紀錄片也是複雜的事情，班導，你說是不是。最終，這個紀錄片計劃並未進行。班導就像當年十三歲的我，開始忍。一路忍到他當上爸爸，忍著捱過最難的升等；那時我已走出大學校園，開始慢慢步向那充滿挑戰性的三十歲，每天不停告誡自己，無論日子有多難過，都不可以找人一起去拍紀錄片。

最後班導終於走出充滿困難與掙扎的三十歲頭幾年，放棄拍攝紀錄片，安份的以副教授身份繼續走向四十歲大關；而我也早已徹底催毀那從十三歲就想流亡海外的計劃，安份的在國內拿學位、工作。

現在，我三十歲。還好，我還沒想拍紀錄片。

不過，等到我們都七八十歲時，希望都別後悔當年的決定。

這樣一想，竟然有些心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