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內果

那位九歲的小男孩，很認真的在歐巴馬競選總部打電話催票。這個紀錄片的片段讓我憶測，這孩子一定會在十三歲時收拾包包遠離家園，找尋他的生命意義，他很可能掛在阿拉斯加，也很有可能在肯亞跟獅子大象過一輩子，也有可能最終回到家鄉，抱著一個全新的自己渡過餘生，然後很高興的說：我的人生就像部熱鬧的歌舞劇。

姑且不說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九歲時在幹嘛。

我甚至到現在都未曾離家，獨自一人生活過，而這大概就是我人生裡的天坑──這部分就如此一般，莫名其妙的空了。大學一年級，國文必修課。每人必須交上一篇作文，題目四選一。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四個題目，第一個題目：離家的日子。我無奈的放下筆，撐著頭：「我連第一個題目都不能選。」語畢，同學們很沒良心的大笑，我只能皺眉心想為什麼我上大學簡直就像上小學，走路就可以到學校，那時開始體會到毫無新意的人生就猶如隔離島。也就是從那年開始，我喜歡上傅柯，當年的我懷疑自己根本活在圓形監獄裡，行動自由都被林媽媽塑造出來的意識形態控制著。事到如今，我根本就是個被家規洗腦的社會邊緣份子。在林爸爸林媽媽對這個社會高度不信任的憂慮下，我沒有信用卡也沒有提款卡，因此我難以訂機票、訂飯店、購買奢侈品，而我想這也是家父家母的目的：當一個人喪失了任意支配金錢的權利以及遠距離的因素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乖乖回家，乖乖吃媽媽煮的飯，乖乖的儲蓄，做一切他們要這個人乖乖做的任何事。而這樣的社會控制，在大學四年毫無間斷的持續著（控訴）。

所以我不知道，以上所述是不是造成我現在不喜歡在家發言的因素（社會科學因素分析開始）。準確一點說，我跟一般正常人（？）相比，話的確是少了一點。有人是這麼說我的：「如果沒事就不會說話，就算說話也是看情況；有必要說才說，沒必要就一定不說。」我也曾被同事提醒：「阿內果，妳已經三小時沒說話了。」我才：「喔。」而這樣的病癥，很可能是自大學畢業後開始慢慢形成的，離開校園工作後，我的「說話量」明顯開始慢慢遞減，也開始習慣有些話只說給機要密友聽，開始懂得擬一套對外的「官方說法」。

從幫歐巴馬催票的小男孩，談到我沒信用卡與提款卡，再講到我的說話量。我很難解釋這三件事到底有什麼樣明確的關係，但我肯定它們的確有關係。也就是，小男孩可能在十八歲時，就刷了信用卡買張機票飛到地球的另一端，遊歷世界，跟不同種族與文化的人們溝通與交談，平均每天的說話量衝破十萬句，嘰嘰喳喳，甚是快活，他的人生就像部熱鬧的歌舞劇。

See,我指得就是這個。

無須多言。